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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癌症晚期患者家庭艰难抉择

  故事地点:省医肺科


听到“肺癌”,不少人会想到 “不治之症”、“别的医院治不了,才到省医寻求治疗方案”、“要不要告诉患者本人,是个艰难的选择”……这样的故事,每天都在省医上演。对于患者和家属,要不要继续治疗是生与死的抉择,每一次的抉择都背负着家庭甚至家族成员的考量。

本次故事的主人翁是一位来自广东偏远农村地区的80岁长者陈明(化名),由于被隐瞒了病情及家庭成员缺乏沟通,在住院期间,家庭成员间都发生了矛盾,各方都倍感焦虑与压力。

社工在查房时接触到患者陈明,社工了解到“首诊”、“80岁”、“农村地区”、“家庭成员间矛盾多”等特征,社工敏感地察觉患者有被隐瞒病史的高发特征。社工与家属卢姨(陈明妻子)接触面谈,确认陈明的确被隐瞒实际病情。在与社工面谈的话语之间,卢姨哭泣不止。


照顾者承受生理心理双重压力

社工进行情绪安抚后,卢姨从哭泣转变至沉默,她望着熟睡中的丈夫陈明,数次欲言又止。

社工发现后邀请卢姨到病房外,卢姨走出病房终于说出了自己的难处:“我老公他不知道自己有癌症,我们一家骗他是肺炎。他现在有时熟睡,有时候清醒,有时候又容易发脾气。医生说这些都可能是癌细胞脑转引起的症状。我是乡下人,怎么知道症状不症状,看见他这样,好心痛。他清醒的时候很好的,对我好好的。”

卢姨一面说着丈夫的好,另一面又跟社工倾诉丈夫怎样跟自己发脾气:“他说肺炎是小问题回家里医,不用来大医院浪费钱,吵着回去,尤其是晚上,我都分不清他是症状发作还是清醒的。晚上一直要吵着回家,有时我想回家就回家吧,顺着他的意思。”

社工询问卢姨日常照顾压力情况,卢姨说:“再有压力都要照顾的,他是我老公,对我很好的,孩子要上班,晚上都是我陪他。”社工评估到目前家庭对陈明照顾还是可以接受的,又询问到卢姨家庭情况:家里有两名子女,长子陈大(化名),失明,是个低保户;女儿陈二妹(化名),已成家。提及家庭孩子,卢姨又说道:“我女儿要求一定要医治,我丈夫要求回家,我都不知道怎么办!”社工问及“你个人是怎么想的?”“我想留一点钱给儿子的,他是瞎的,离婚了,但有一个小孩,不容易。”

经过面谈,社工初步评估,这个家庭的核心成员缺乏沟通,对陈明的治疗方向不能达成一致,但家庭本身还是有能力的,可以先再了解另一个重要核心人员陈二妹的想法,寻求突破点促进家庭的沟通。


家属做出抉择何其困难


社工在征得卢姨同意下,与陈二妹面谈沟通。陈二妹在广州工作,会经常探访陈明。社工与陈二妹单独会谈,说明来意后,陈二妹与社工哭诉:“我是女儿,当然知道父亲的脾性,妈妈照顾也很不容易,但我有坚持治疗的原因。我们来自农村,一直是重男轻女。哥哥失明较少处理家中事务,我就成了家里重要的顶梁柱。这次出来,叔伯就跟我说做女要孝顺。我知道的,我知道的,我知道的……”陈二妹一直强调自己知道,又哽咽了一下,继续说道“如果不治疗,我的叔伯肯定认为外嫁女不照顾娘家。一定全村人都指责我。”社工肯定了陈二妹为家人的付出,同理她的感受,让她慢慢恢复情绪,与社工一同讨论解决方法。


社工提供辅导服务,家庭成员达成共识

社工在了解全面情况后,决定介入卢姨与陈二妹的家庭关系调整。经评估,母女二人有着深厚的强支持关系,对照顾整个家庭目标高度一致,只是由于各自处理方式意见不一,且缺乏沟通,导致争吵不断。

考虑母女二人的知识水平及沟通能力有限,社工从陈二妹着手提供辅导服务,为其分析家庭关系及目标方向,梳理问题归因。在社工逐一分析及引导下,陈二妹明白到要与母亲站在同一阵线,以家庭核心成员的利益出发考虑问题;至于叔伯长辈不理解的问题,则需要自己主动去沟通,以父亲“少受罪”的原则进行处理。

最终,陈二妹决定与母亲单独商量,解决问题。社工评估到陈二妹缺乏如何有效与老年人沟通的方式方法,对她进行了相关培训,并鼓励她勇敢去面对解决。


家庭成员学会良好沟通,减少治疗障碍

陈二妹与卢姨在充分的沟通后,双方都理解到对方的苦衷,并站到了同一阵线,互相支持。陈二妹陪伴母亲一起告知陈明检查需要,共同安抚陈明完成检查,最后陈明确诊为肺癌。陈二妹拿着结果报告与母亲及叔伯一起沟通,结合了家庭经济状况,陈明转出肺科,在我院中医科进行治疗。

陈二妹在陈明出院后致电给社工,感谢社工帮助她家解决了问题,自己感觉现在家里氛围好了很多,她与母亲可以有商有量,两人都觉得没那么大压力和焦虑。社工评估家庭有能力自行解决困难,作结案处理。



后  记

本个案是社工进驻肺科后开展的首诊患者服务,首诊患者家属多数存在对患者本人“说不说,治不治”的问题。除了经济原因、对疾病治疗的焦虑程度外,患者的家庭因素同样影响这个家庭抉择是否继续治疗,是否告知等。及早地介入每一个首诊患者,让患者家庭成员可以良好地沟通、理性地决策,有助于患者及家属有效地为治疗做好准备。

文章来源:广东省人民医院共青团微信公众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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